主页.「恒煊注册」.主页。 傲世皇朝注册？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茶文化的发展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莶瑁骸安韬?孕∥?蟆C恳豢停??话眩?纹渥哉遄砸??轿?萌ぁ：我?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据寄泉《蝶阶外史·功夫茶》记载，其具体冲泡程式如下：“壶皆宜兴沙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连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

　　注：2012年度衡水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课题编号为：2012003A

　　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正逐步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快并实现我市文化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已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衡水市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总体上发展比较缓慢，相比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是弱势产业，发展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衡水市民间艺术与民间工艺品资源优势与产业比较优势明显。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衡水法帖分别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金鱼、侯店毛笔、武强和饶阳乐器、深州黑陶、武邑和饶阳雕刻也都在国内外久享盛名。

　　衡水市的交通设施完备，已形成具有较强运输能力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尤其是大广高速开通，衡水已经融入环京津2小时经济圈，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衡水市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政府从税收、人才、资金等各方面对文化创意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突出特色，整合资源，完善规划，培育龙头，这些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

　　衡水市文化创意产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成果供给不足。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主管机构或部门，在文化资源整合方面，缺乏统一协调和总体规划。文化单位拥有的各种资源和市场范围还处于行政分割状态。

　　政策环境：与一些发达城市相比，衡水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发展规划、专项资金、重点企业等方面尚需专门的政策。市场环境：缺乏行业自律，中介服务不足。知识产权观念较为淡薄，创意、创新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

　　衡水市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大部分企业处于规模小、水平低的初步产业化阶段，缺乏国际和国内市场拓展能力，这成为衡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软肋”。

　　据初步统计.衡水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讲，人才缺口依然较大。

　　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要注意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衡水市文化产业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文化产业布局较为分散的情况下，依靠优势企业，培养文化产业龙头。内画博物馆、金音乐器、生态农业采摘园、武强年画等项目都具有进一步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潜力。鼓励优势企业深挖文化因子和产业特色，引入创意思维，建立完整文化产业链，大力发展文化衍生品，增强文化集聚能力，采用与国内外创意、出版企业合作的方式引入文化项目、文化团队、增加与国内外同行的文化交流，构建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文化产业的集群，从现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来说，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存在高端与低端的类别设定。不管是哪类文化创意产业园都存在改革、升级的问题。衡水文化产业也存在升级的问题，应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寻找发展机会，扩充文化内涵与产业内容，推动衡水文化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是“脑子”，缺少创意人才是制约衡水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创意人才的缺乏导致国内很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创新力不够，运营形式相似、内容单一。

　　在衡水推行文化创意产业园要着眼市场、研究消费者，不断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建设和发展园区，努力形成自身特色和经济增长点。在衡水，老白干、鼻烟壶内画在国内外名声最响，衡水湖生态资源、旅游资源最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要围绕这三种关键产业做文章。

　　加强人才培养。有效利用衡水市内的优质教学资源，加强对文化创意人员的培养，鼓励企业与学校之间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强与国外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人才。优化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不断发现和储备高素质后备人才，通过举办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创意文化节、博览会，开展“优秀文化产业园（企业）”、“优秀文化产品”评选活动等，激发创意人才的激情和动力。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在银行监管尤其是资本监管日趋严格、经济周期性波动加剧、经济转型加快推进,以及多层次银行体系逐步建立的大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只有找准定位,明确方向,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竞争,并形成自身特色,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但从目前来看,在监管政策、银行业体系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以及股权结构、绩效考核制度、战略定位等内部微观环境因素的制约下,城商行大多缺乏特色,定位和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本文在对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定位和服务高度同质化的大环境下,小而全、无差异的发展道路虽然可以令城商行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迅速做大规模,并获得不错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金字塔式客户结构和市场分层的逐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将是城商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1]。

　　从国外情况来看,一个由不同规模、不同定位和服务对象,以及不同特色的各类银行组成的多层次银行体系,既是一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国经济中不同主体对金融服务差异化需求的结果。目前,我国银行业在规模角度已形成由大型、中型和小型银行组成的多样化银行体系,但从市场定位和服务对象角度来看,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尚未成形。尤其是除农村金融机构外,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模式高度趋同,从而造成大中型客户金融服务竞争过度,小微型客户金融服务供应不足;金融资源向大中城市集聚,农村金融服务薄弱等现实问题。因此,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尤其是进一步强化和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银行机构,将是我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此过程中,对于城商行而言,针对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确定一条不同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既是未来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明显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强化资本监管是其中的重点。以我国为例,银监会先是将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8%分别提高至11%和10%[2];此后,又提高了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的门槛,并进一步强调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动态监管和反周期监管,资本监管要求大幅提高。加之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2009年的信贷大投放,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和瓶颈日益凸现,原有的做大规模、依赖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受到冲击。特别是对城商行而言,资本补充难题更为突出,必须尽快改变现实中追求大客户、大项目的高资本消耗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单位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产能。唯有此,才能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下存在的业绩波动、资本约束和发展的不稳定问题,这就要求城商行从大型银行的老路转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表面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更深层次上却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加剧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将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发展速度也将由超常规转向稳定适度;短期来看,危机时期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将逐步转向正常化,超常规的货币投放、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将趋于稳定,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信贷大投放格局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商业银行大放贷、大发展的模式将难以维系,商业银行必须转向中小企业、高科技、新能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求发展空间。规模实力较小的城商行更需要先行一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此外,经济转型带来的将是银行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差逐步缩小,传统吃利差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这也要求商业银行尤其是定价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商行尽快调整业务结构,转变发展模式,形成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

　　理论上讲,城商行是最有条件,也最容易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除少数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坚持并深化“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形成特色,走出一条不同于其它银行的道路;大多数城商行偏离了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片面追求“小而全”,走上与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的发展道路,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缺乏。究其原因,就在于内外部六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银行业“大而不倒”规律。由于银行的业务活动涉及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银行的破产倒闭往往会对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冲击。正因为此,各国政府在对待银行倒闭问题上通常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对大型银行一般不会轻易让其破产,这就是银行业有名的“大而不倒”规律。此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对陷入困境的大型银行施以援手,对同样苦苦挣扎的中小银行却袖手旁观”的做法,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大而不倒”的认同。出于相同的考虑,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同样具有做大规模寻求政府隐性支持的冲动,体现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就是热衷于做大项目、抢大客户,快速做大规模。

　　2.“歧视性”监管政策。不完善、带有“歧视性”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小银行的定位和发展道路。通常情况下,监管机构会对商业银行业务资格的获得和市场准入设置一系列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资产规模。要想取得某些业务资格和市场准入,商业银行必须达到一定规模,这必然会加剧商业银行做大规模的冲动。以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为例,城商行必须达到银监会规定的规模才有可能获得跨区域发展的资格,定位和业务是否有特色等问题则不属于准入指标的内容。此外,对中小企业业务缺乏针对性和差别化的监管措施也使得城商行开展中小企业业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比如银监会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核销、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大企业的要求基本完全一致。出于资产质量考核以及投入产出的考虑,城商行自然倾向于做大企业,从而加剧国内商业银行定位的趋同。

　　3.不完善的银行体系。从资产规模、经营地域和所有制性质角度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各种类型、多样化的银行体系。但从定位和服务对象角度来看,则显得相对单一,差异性、层次性并不明显。除农村金融机构和少数城商行外,大多数商业银行的经营地域和规模差异显著,但在定位和服务对象上并无实质性区别,这种定位单一、高度同质化的银行体系不可避免影响到城商行的定位和发展道路。出于生存和做大规模的考虑,城商行只能努力做到“小而全”,与大型银行展开直接和正面竞争,并最终导致其在定位、产品和服务上的差异化逐渐丧失,整个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大多以“相同面孔”示人。

　　1.地方政府的干预。随着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直接干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规范和解决。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高管人员任免的干预和控制仍较为突出,造成城商行高管人员在短期内的频繁变动,高管人员的任期变得不确定。在任期短期化的情况下,这些高管人员显然没有动力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用于城商行长期特色和竞争力的培育,而更愿意将资源和精力用在短期见效快的经营管理活动上。体现在现实中,就是短期内对做大规模贡献大的那些业务和产品受到重视,与大型银行争抢大客户、大项目。由此来看,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城商行定位和发展的影响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因素[3]。

　　2.不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好比交通指挥棒,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行,而不科学、不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则恰好相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制度主要包括规模指标、质量指标和盈利指标等三方面的指标,又以规模指标为主,基本不涉及特色培育、竞争优势等方面的内容。城商行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绩效考核制度下,各分支行必然将精力放在那些能迅速增加规模和盈利的业务和客户身上。大客户、大项目成为各类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各商业银行在定位和服务对象上的差异也就不明显了。

　　3.战略定位摇摆不定。城商行未能实现与其它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战略定位的不明确。城商行在其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服务地方、服务市民、服务中小”的定位。但长期以来,城商行并未能坚持并深化这一定位,而是呈现出摇摆不定。定位的摇摆不定使得城商行原有比较优势和特色逐渐丧失,并最终走上大型银行的老路。某种意义上说,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战略定位,实现定位的差异化。只有差异化的定位才能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格局。

　　基于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城商行等各有关方面应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解决影响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引导和促使城商行实施差别定位,打造与自身情况相适应的业务特色和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针对我国银行业存在的“大而不倒”规律以及城商行千方百计做大规模以寻求政府隐性保护的现实,中央银行应尽快建立覆盖国内各类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并根据不同银行的风险状况实施差别化的存款保险费率,以消除大型国有银行享有的政府隐性支持的政策红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型银行才可能享有的政府隐性支持转化为所有银行都享有的存款保险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商行做大规模的冲动,使其更加专注于培育业务特色和提升竞争力[4]。

　　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现有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对专注于中小企业、三农金融等业务的城商行给予监管倾斜,对此类业务领域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措施。在城商行的市场准入问题上,改变目前过于强调资产规模的准入指标体系,转向以风险为核心、对整体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的做法,并对具有业务特色的城商行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以鼓励城商行寻求差异化发展。从培育多元化、多层次银行体系视角入手,从政策和监管层面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主体的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给予适当规划和引导。通过性质界定、经营区域划分、差别税收政策等制度安排,促使各类商业银行逐步摆脱同质化的发展道路。

　　针对因地方政府的干预而造成城商行高管人员任期不确定,进而导致城商行发展的短期化问题,应从三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进一步优化城商行的股权结构,降低地方财政的持股比例,适当引入民营资本,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对财政大股东的制衡。二是地方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行政管理者角色转变为股东出资人角色,更多地从出资人的角度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减少对城商行经营管理活动尤其是高管人员任免的直接干预;同时,城商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管理和诉求通过公司治理平台加以体现。三是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促使公司治理的优化,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中形成战略投资者对财政股东的有效制衡;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进一步培育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文化,促使公司治理各方进一步转变观念,找准定位,既充分行使权力,不越位,又切实承担职责,不缺位。

　　城商行发展的同质化从根本上而言源自其战略定位的缺失和战略管理体系的缺乏。因此,明确战略定位,并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系,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前提,具体主要有以下两点。

　　1.明确战略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形成发展特色。从目前来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明确定位并寻找潜在特色领域:一是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特色或区位优势入手,开发特色产品或服务;二是依托大股东资源,形成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化竞争和特色发展,如平安银行利用平安集团的综合化经营平台向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昆仑银行依托中石油资源开展相关业务等;三是从目前相对比较薄弱的金融服务领域寻找商机,如小企业金融服务、农村信贷等;四是开发新产品,形成先发优势,如包商银行开展的小微贷款业务等。

　　2.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系。针对长期以来战略管理薄弱的现实,城商行应考虑设立相应的部门专门行使战略管理职能,该部门应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可以是独立的部门,也可以与董事会办公室或发展研究部门合二为一。按照城商行确定的战略定位和方向,战略管理部门负责拟定未来发展战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赋予战略管理部门战略评价和考核职能,通过战略管理部门职能的发挥,将银行的总战略和战略目标以发展规划的形式得以体现,并分解落实到各业务条线的分规划中,逐步建立起总战略与分战略、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相结合,涵盖战略研究、战略规划、战略控制和评价反馈的完善的战略管理体系。此外,通过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控制与评价,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战略决策水平,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管理职能。

　　从业务发展角度来看,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和核心举措是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打造业务专长、培育业务特色,进而形成核心竞争力,具体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做强传统优势领域,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围绕中小企业服务、市民服务等传统优势领域,进一步加大投入,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和专门的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发针对性的特色产品,着力解决现有产品种类少、还款方式不够灵活、差异性不够等问题,突出方便性、灵活性和及时性,建立起多样化、覆盖客户各方面需求的产品体系,培育业务品牌;在服务功能完备的同时形成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实施业务流程再造,提高运行效率。城商行在对特色业务实施专业化经营的同时,还需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按照以客户为中心、提高运行效率的总体原则,将原有的总行与支行之间、总行不同部门之间相对分割的块状业务流程,转变为垂直化、集约化的、条状业务流程。与之同时,通过在条线内配置专业化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整个业务条线的专业化运作水平和效率,并有效降低来自于行政管理条线.做深做透区域市场,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开发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形成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对区域市场实施细分,推出差别化的服务方案,建立起全方位、与区域内各细分市场完全对接的营销和服务体系;实施组织架构改革,建立扁平化、高效率、立足区域市场的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提高在区域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做深做透区域市场,并在该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

　　城商行战略定位的落实、业务特色的培育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进而实现差异化发展,既是一项持续性工作,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绩效考核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商行差异化发展的进程,甚至于使其走上相反的道路。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和制度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针对目前大多数城商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制度侧重于规模、速度和盈利指标的现状,应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特色业务培育、特色业务的增长以及特色业务对利润的贡献等指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激励分支机构在做大规模的同时形成业务特色。同时,为了解决分支机构过于追求短期发展而忽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适时引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降低分支机构不顾风险的盲目扩张冲动,并通过将风险因素引入考核,平滑银行的发展波动和大起大落的业绩周期,实现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的统一。

　　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人员的不完善的考核奖励制度是造成城商行追求规模胜过追求特色、追求短期业绩胜过追求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在传统的针对短期业绩的考核奖励制度基础上,引入与长期业绩挂钩的股权激励、延期支付等长期激励机制。通过将薪酬奖励与银行的长期业绩表现挂钩,促使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人员克服经营管理行为的短期化,促使其关注并将资源和精力投向“培育业务特色”、“塑造竞争优势”等对银行短期业绩贡献不大但却是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领域,实现银行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做大规模与做出特色的协调统一。

　　资源不足,尤其是人才缺乏和科技落后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制肘。为此,城商行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并实施有区别的资源投入政策。一是围绕战略定位,加大对特色业务的资源倾斜力度,比如为确保分支机构开发和培育特色业务的积极性,在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考核保护期或者补贴;为尽快开辟市场,将营销费用向特色业务领域倾斜等;通过资源倾斜政策,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领域――特色业务,促使该类业务的快速发展。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特色业务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通过业务能手带教、与国外先进同业或国内外研究机构共同培养、外派同业锻炼等方式,在银行内部建立起一支与未来业务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三是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对现有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和对经营管理的支撑能力,尤其是对创新的支撑;根据已有和潜在业务特色,开发相适应的业务系统,提高运行效率。

　　[1]张朝晖.城商行应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N].中国证券报,2010-04-02.

　　[2]高晨.银监会明确资本红线]张吉光.城商行公司治理:从“形似”走向“神至”[J].当代金融家,2010(6):61-63.

　　茶与咖啡、可可并列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也是受世人欢迎的健康饮料。茶自古就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的饮料之一。作为茶的发祥地，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被誉为“茶的故乡”。中国的茶文化与诗、禅等等文化现象相结合，自古就有“品茗赋诗”的高雅之趣。中国的茶文化外延丰富、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日本的茶文化，被称之为“茶道”，作为后起之秀在世界茶文化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将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做一个比较，研究他们的渊源与差异，发现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在中国，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茶在产生之初作为一种药材被人们所使用，从唐代开始茶才被人们作为饮料，中国人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当时社会上茶宴是一种很流行的社交活动，茶文化开始发展和发扬。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品茗赋诗、饮茶赏景”等高雅的情趣，茶文化在中国博大精神、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先秦时代是我国发现和利用茶的初始阶段，秦代以后开始人工栽培茶树，但这仅在巴蜀地区发展。之后中国的茶树分布开始向东转移，茶叶开始商品化，饮茶的风俗开始在南方盛行。这时，中国的文人墨客开始与茶结缘，饮茶在高层人士中盛行，中国茶文化也开始孕育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取得空前辉煌成绩的时代，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茶叶的生产与贸易也越来越兴盛起来，茶文化也随着进人发展的繁盛阶段，唐代的茶文化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的茶文化从萌生之初，就带有东方文化的神韵和诗性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就诞生于中国的唐朝。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一个里程碑，他所创造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对我国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远播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受到世界茶学界的推崇，美国《茶叶全书》称赞他：“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由此陆羽被后世尊为“茶圣”、“茶仙”和“茶神”。《茶经》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基本框架的构建完成。在这一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学习禅宗佛理和先进文化，将中国饮茶的风俗带回了日本，自此茶文化传入日本，在日本的高僧、贵族之间扬起了饮茶、喜茶之风。

　　宋元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史书上记载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在这一时期，“斗茶”之风盛行，“茶会”、“茶宴”等饮茶形式已经非常普遍，市民茶文化开始兴起。

　　明代是我国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为现代制茶工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代废止了一些制茶的弊制，极大了促进了我国制茶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在清代时期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经济发展变慢，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与其时代相对应，制茶、烹茶等茶事又趋于繁琐，茶文化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大量的茶馆茶庄的出现又使得饮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

　　进入近现代以后，茶亦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用茶来接待客人也是很多地方的待客之道。中国茶的种类多种多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采茶、制茶的技艺也越来越高。至此，中国的茶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了悠久的历史，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并向世界传播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咖啡和可可并列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而中国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受到世人的认可，被誉为“茶的故乡”。

　　公元805年日本人最澄将茶籽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茶开始传入日本，奈良时代是日本人饮茶的开始。据文献记载，弘仁六年（公元8巧），磋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磋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一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后来由于政治上政策的改变，中日茶文化交流曾一度中止。然而日本茶道从“唐风茶礼”变为“侨风茶汤”，即形成具有和式风味的茶道，却是数个世纪后的室叮时代的事了。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荣西来中国天台山学习禅理，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将茶籽带回日本推广了新的制茶和饮茶的方法，此时饮茶之风在上层社会普及，本着念古咏新的理念日本茶文化在汲取中国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创新形成新的流派，“抹茶道”初见雏形。

　　“斗茶”之风在后土御门天皇文明五年（1472年明宪宗成化九年，为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退居银阁别墅（银阁寺）时，对斗茶产生浓厚兴趣。当时斗茶名家珠光（田村珠光，1423～1502）经能阿弥（义政待臣）引到身边，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产生了――珠光虽为日本“茶道”之正祖，但他的禅法却是承继一休宗纯禅师，而珠光的“茶道”精神，也是以一休借赵州一句“吃茶去”得开悟，并接过一休所赠宋僧圆悟克勤墨迹为衣钵，成为日本“茶道”的真正开山之祖。

　　伟大的日本茶道艺术家千利休（公元1522一1592年）在继承了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的基础上，真正把日本茶道由喝茶提高到艺术境界。他使日本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从茶禅一味的宗教氛围还原到淡泊寻常的茶道本来面目，并确立了日本茶道中重要的“四规七则”，所谓“茶道四规”即和、敬、清、寂。所谓“七则”即提前备好茶;提前放好炭;茶室应冬暖夏凉;室内插花保持自然美;遵守时间;备好雨具;时刻把客人放在心上等。

　　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多年。江户时期，是日本茶道的灿烂辉煌时期，日本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后终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抹茶道。在此期间，千利休的子孙和弟子们分别继承了他的茶道，形成了许多的流派，其中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分别是千利休的后代，他们各自继承了千利休的茶风，人称三千家。几百年来，三千家一直保持着日本茶道正宗的地位。三千家相互合作扶持，为日本茶道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至此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在日本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人现代时期，日本茶道自此开始稳定的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日间的茶文化交流频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国的回传。日本茶道的许多流派均到中国进行交流，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多次带领日本茶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第100次访问中国时，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获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以此同时，北京大学的滕军博士在日本专习茶道并获博士学位，出版了《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

　　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亚洲汉字文化圈，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风俗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又因为民族和历史发展等原因也有很多差异。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这里我们对中日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1.茶文化虽然各有其独特的美，但是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追求“和”的思想、“天人合一”境界，透过茶来感受真正的美、本质的美、自然的美。中国茶人追求品茶的纯正滋味，享受与大自然结合的美妙境界，明代的文士茶正是文人逸士寄情山水，畅怀于大自然的绝佳体现。日本茶人则赋予身边所有器具以生命，享受人和自然、人和物、物和物相融合的意境。

　　2.中日茶文化都以茶为载体将自己的精神理念体现在茶的实体活动中。中国茶人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修身养性的理念体现于品茶与作茶诗绘茶画等实践活动中。中国人喜欢饮茶，品茶，品茗赋诗是文人雅士的乐趣。而日本茶道秉承禅宗理念，将其体现在茶道礼仪、茶道规范、茶道技艺上。日本茶道可谓将茶的泡制、品尝等功夫研究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着茶文化的精深。

　　1.从茶文化的起点来说，茶在中国的使用首先经历了由药用、食用到饮用的漫长发展阶段，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物质领域上升到精神领域的过程。而茶作为一种先进的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中国传入日本其发展模式是从精神起步的。因为最初传入日本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日本高僧是把茶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来传播的，它一开始就带有“精神文化”的浓重的宗教色彩。

　　2.从两国茶文化的参与者讲，日本遵循严格的世袭制，等级制度格外森严，当茶初传到日本时只在上层社会之间盛行，这与贵族及僧侣热衷于欣赏唐物的风气是分不开的。在日本茶道形成的初期，只有天皇、贵族、级别高的僧侣才有机会接触茶。在中国茶的栽培、销售、饮用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3.从民族性格来讲，两国的民族性格特点存在鲜明差异，中国人崇尚中庸和谐、开朗友善，把茶文化越来越多的融入生活。而日本人生性严谨内敛，尊重传统，所以日本的茶道精神及茶道技艺秉承传统、流传至今。

　　总的来说，具体的区别有以下几点：（1）“茶文化”在中国是由“茶之道”大全式的文化外延;在日本“茶道”，是以“茶之道”为载体而形成的单一文化现象。（2）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很早就有宗教介入茶文化，或者说茶文化介入宗教，但未能形成专门化的宗教主题文化;在日本，由于茶与宗教同时传入，茶文化与宗教文化很快就合而为一，形成了专门的禅宗主题文化。（3）中国“茶文化”是普世文化――从一开始便自上而下地享受之;日本“茶道”是禅宗文化――只存在上层社会，古代与民众关系不大。（4）中国“茶文化”在早期即为中国精英文化之附庸;日本“茶道”始终为日本精英文化。（5）中国茶文化始终未离茶的实体，真正的是以茶为载体的文化，其归结在“热闹”;日本“茶道”其实就是禅宗文化的全部体现，到了最高境界完全形成禅修行为而可以无茶，其归结在“冷静”。（6）中国“茶文化”以其外延性，博大却难精深;日本“茶道”以其内证性，精深却难博大。

　　通过对中日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考察以及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对茶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对茶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对于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有了相应的了解，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变化。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共同发展。（作者单位：辽宁理工学院）

　　1.1茶文化以及国画艺术创作均推崇“和”的精神境界。我国古代的大圣人孔子主张“仁”，认为宇宙万物都应该互敬互爱，也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相处凡事以和为贵，只有和气才能生财。而品茶时就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心境，只有在祥和安静的心态下才可以体会茶中的韵味，进而在心静如水中入定，最终实现对线茶文化以及国画艺术创作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水是万物生长之源，水茶之间的结合是人们无意间发现的生活奥秘，同理水墨画也是一样，用水墨画来展示茶文化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果，更是对高层次精神世界的向往。要想使茶实现淬炼就必须保证使用好水，其次要掌握好火候，才可泡得一杯色香味俱全的好茶，而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材料的拣选，更是茶师的茶道技艺的体现。而以茶为主旨创作的国画艺术同样需要具备相应的手法以及相关要素，即景、气、墨、思、笔、韵，而排第一位的当属墨，墨汁必须在纯度足够高而且质量足够优良的前提下才可创作出一幅上等的茶事绘画。1.3茶文化以及国画艺术创作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历史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其中茶事绘画作品也非常多，例如阎立本绘画作品《萧翼赚兰亭序》，亭阁中与友人一边品茶，一边就共同的文学爱好探讨交流，空气中隐约飘来茶的清香；再如张管的绘画作品《烹茶仕女图》，精心准备茶水，煮茶成为表演，极具观赏价值。中国古代众多文人墨客通常端坐于桌旁，手持书卷，桌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在时光的寂静无声中品读书中精华，空气中漂浮着清新淡雅的茶香味儿，高雅静谧，浓浓的书生气！

　　我国古代很多文人墨客对茶文化都十分热衷，对其与绘画艺术的联系更是重视，二者融合使得两种艺术形式得以互补，有利于更全面的去表达人生百态、内心世界以及人生志向等。茶文化有利于丰富绘画艺术内涵，提供绘画创作题材，推动我国传统绘画不断向前发展。而茶从种植到生长，再到加工以及饮用，由于其深受绘画艺术的影响，而使其表现出浓郁的艺术气息，从使用层面直接上升为审美层面，在二者的相互促进下不管是茶文化还是绘画艺术都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美，另一方面二者融合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向前推进，茶事已经是国画艺术创作中一个与众不同而富有魅力的题材。茶文化在国画艺术创作中的融合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例如从元朝的茶事绘画作品中就可以发现当时社会的兴旺发达以及茶事的兴盛，到了明清人们多取材山间溪水为背景，通过茶事绘画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志向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到了宋代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茶事绘画非常重视，所以在宋代茶文化在国画艺术创作中的融入可谓形神俱佳，创作相当成功，使宋代的茶事绘画在历朝历代也达到了顶峰。例如宋代书画家赵伯骗的《风檐展卷》图，作者通过对人物山水的观察、揣摩，在花鸟方面的造诣非常高，该画作现今珍藏于，内容为一座有坐榻以及湖水的庭院，塌上坐着文人墨客，两侧侍立托着茶盘的白衣侍童，茶托以及茶瓶都用简洁明快的线条勾勒而成，该画作的中心就是茶文化在国画艺术创作中的融合，同时这也是当时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方式，是生活中必须的一部分，即插画、焚香以及喝茶和挂画等，而茶与画总是紧密相连。若站在文化层面进行分析，国画创作内涵丰富，极大的提升了茶事使用价值以及艺术价值，使其上升到文化品鉴的地位，另一方面国画创作也深受茶文化的影响，发展了新的绘画形式，极大地提高了欣赏价值。总而言之，茶文化以及国画艺术由于历史因素以及政治背景等方面紧密的契合性而实现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从绘画价值的层面进行分析，绘画从某种程度来说对茶事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明朝绘画家冯可宾的画作《岕茶笺》中提到了13种茶，里面有名为“挥翰”的茶，即挥毫泼墨的意思，在此作者提到品茶的时间对绘画来说也是十分适宜的时机，在某种层面上，也说明了绘画的作用以及价值，而以茶事为主的中国画可以对茶事的变迁进行一个清晰、生动而又形象的记录，体现不同时代茶事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即相当于一幅生动形象的图史，例如唐宋时期书画家刘松年的《碾茶图》就清晰的记录了当时茶饼食用前碾茶的茶事事件，相比于以文字形式进行的记录，国画记载不仅生动而且更加具体，另外用国画来对茶事发展情况进行记载，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好的记忆茶事在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所以茶文化在国画艺术创作中的融合是对茶文化发展历史的一种直观记录。

　　在中国国画创作中融入茶文化，有利于对茶文化进行宣传，使茶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纵观茶文化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哪个朝代茶事绘画作品都并不罕见，例如唐朝书画家周昉的绘画作品《调琴啜茗图》，到了宋代又有刘松年的绘画佳作《碾茶图》以及《卢仝烹茶图》，而到了元朝出现了赵孟頫的《斗茶图》以及《事茗图》等，上述画作均以茶事为中心创作而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茶事题材在绘画艺术中的运用使绘画题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过就中国画的层面来说，茶文化在国画创作中的融合，特别是以茶事为主题的中国画深受国内外绘画爱好者的喜爱，正是这种喜爱可以使茶文化借助一幅幅佳作在国内外得到了极为有力的宣传，使之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以及领域内得以发扬光大，让国内外更多的绘画爱好者们了解中国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国画艺术就这一角度来说，可以对我国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中国画以及茶文化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二者在历史发展以及政治背景等很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所以二者之间的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茶文化在国画艺术创作中的融合做了研究，说明了茶文化以及国画艺术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一方面茶文化使国画艺术取材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国画艺术使茶文化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上升到艺术品鉴的高度。从古到今绘画艺术都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从生活中取材，却超越了生活，绘画如同文字能表达文人雅士的内心世界以及情感、抱负一样，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而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二者之间的融合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茶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极大地展示国画艺术的魅力，将国画艺术进行一个更大领域和范围的宣传，使更多人了解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2]顾凌琤.传承拓展融合创新———浅析意象油画中的表现语言[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321-325.

　　茶树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最可信的是中国滇西南说。在《茶经》开篇即说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也将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从历史典籍记载，考古发现，植物学家的分析研究，各国茶字的发音和现存最古老茶树等，都无不证明中国就是世界茶树的起源地，尤其是在中国滇西南普洱市发现的“五世同堂”，更是对中国滇西南是世界茶树起源的有力证明。

　　世界范围内有多种茶祖说，就国外而言，日本荣西禅师被认为是茶祖，因为其从中国将茶带回日本，并著有《吃茶养生记》，使得茶及茶文化在日本普及；在中国，有神农说、陆羽说、孔明说、帕哎冷说、召糯腊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陆羽因其著有名著《茶经》，该书对茶的研究史无前例，是茶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宝作；孔明因行军至西南，有传说是白发老人托梦，告知茶的可食性，从此茶便在滇西南普及开来；帕哎冷、召糯腊分别被尊为布朗族和傣族的茶祖，他们都分别是该族的首领，对整个部落、民族有着卓越的贡献，尤其在有关茶的方方面面，也正因为有了这两位伟大的茶祖，才有了两个民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永恒财富。对于茶祖的认定，各方说辞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茶祖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象征、一种崇拜。在普洱市的边三县，祭祀茶祖――帕哎冷的传统至今仍十分盛行，作为一种鲜活的、原始的茶祖祭祀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为茶祖历史文化定格在普洱市边三县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普洱地区种植茶树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茶树发展史上的五个重要阶段（宽叶木兰--中华木兰--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形成的“五世茶祖”序列，物证均在普洱市辖区之内。

　　普洱少数民族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种植和使用茶的民族。各族人民崇拜茶，认为茶与祖先的生命源流息息相关。千百年来，由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形成的虚幻反映等多种因素，产生了各种超自然神灵崇拜的原始宗教，形成了丰富独特而神秘的茶文化。

　　包含了古茶林、森林、民族古村寨及各民族展现茶叶文明景观的全部要素。以茶叶化石、古茶树、古茶园以及由古茶树与其它物种和环境形成的古茶园和野生茶树群落为代表的文化是人类茶叶历史上珍贵的遗产。少数民族特有的林下古茶树栽培形式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现代茶园种植形成的台地景观及茶叶加工、茶叶生物产业，是现代茶产业文化的核心物质载体。民族古村落集中了民族建筑文化、民族茶文化、民族风俗、民族生活、生产等多种民族文化。

　　各少数民族对茶的敬畏与信仰而生成的独有的茶耕作文化及祭祀仪式孕育出的独特文化。各少数民族关于民间文学、民间舞蹈、音乐、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礼仪与节庆等方面确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1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各少数民族在植茶、采茶、制茶与护茶中演化出的诗歌、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这些都是普洱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涵盖澜沧、孟连、西盟的边三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三县均与缅甸交界，形成一个面向缅甸境内凸出的三角形，三县至今仍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文化风情、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又称普洱“绿三角”。

　　边三县茶树茶源中的茶祖文化――茶树起源史上的意义：边三县区域拥有中华木兰化石和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古茶园。澜沧勐滨中华木兰化石，距今2500万年，为茶树发育和传播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澜沧老挝黑山、东回帕令黑山，孟连腊福黑山及西盟县佛殿山存活有古茶树群落；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发现的古茶树是迄今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过渡型古茶树，确定了中国云南普洱是世界茶叶起源地和发祥地的地位；澜沧惠民景迈芒景现存世界所有古茶园中连片面积最大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因此，边三县拥有普洱市作为茶叶发源地的重要文化载体，是普洱“五世茶祖”文化资源的集中区域。

　　普洱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生存与发展实践中，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生态观，这一生态观表现为敬畏与崇拜自然，亲合与保护自然，他们将自然界和自然物神化，产生了对天、地、水、山、树、石等自然物的崇拜。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生态智慧：自然的力量是神圣而庄严的，主宰人类的全部生产和生活，人们必须敬畏它、尊敬它。自古以来普洱的少数民族以茶为生，自发现茶、认识茶、种植茶、食用茶，一直把茶看做是生命的一部分来保护、崇拜、继承和发展。

　　生活在边三县的少数民族至今还保存着传统的祭茶祖习俗，都拥有自己的茶祖文化：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是最隆重的节日，佤族司岗里的传说中与茶叶重要的关系，佤族祭茶祖与敬佤山天池水、献牛头，行木鼓舞礼相结合，拉祜族山寨在春茶采摘前也进行祭古茶活动，傣族祭茶祖与赕白象等宗教活动融合。边三县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茶祖，并与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表现出其独特性。

　　唐代朝廷命官樊绰《蜚书.管内物产卷七》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边三县各寨人家火塘边的各种烤茶便是这种“烹”法遗存和演变。“普茶”一词首见诸文字于明朝谢肇涮所著《滇略・卷三》中记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洱茶“蒸而成团”的传统工艺在这里比比可见，而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边三县世居民族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中，都离不开茶和茶的习俗，特别是布郎族、佤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种茶、制茶、用（饮）茶历史悠久，在千百年茶的栽种、加工、储存和药用、食用及饮用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创造了自己民族的茶加工食用方法，并发展成自己特有的茶艺、茶礼和茶俗。同时，各民族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把茶当成一种高洁典雅的物品，认为茶是上通天神，中达祖宗，下连亲友的媒介和信物，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与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多种民族茶文化的融合。

　　（四）边三县土司文化中的贡茶文化及茶马古道――“以茶为媒”的整治、经济发展史

　　清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普洱茶名震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普洱茶产业发展的现状是当时辉煌历史的再现。

　　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国等八个小国家讨伐纣王，南方各国以“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现存的茶马古道遗迹、孟连宣抚司的贡史，可直观地让人体味到历史上边疆人民对中央王朝崇敬和拥护。

　　孟连是云南建立土司制度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元代起就成为滇西南澜沧江以西至萨尔温江以东这片广阔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昔日在孟连傣族土司统治下，西盟县、澜沧县等区域茶山的茶叶大部分卖到孟连市场，因此孟连也成为茶叶的重要集散地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有“九勐出，十勐进”的说法。昔日芒景布朗族在孟连土司的统治下，年年向土司贡茶，并经过土司将茶叶贡到京城。

　　孟连在唐南诏时就是傣族居住的地方，“孔雀巢人家树上，土俗养象以耕田”是当时傣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孟连的地名出现在宋朝的史籍中，在傣族聚居区颇负盛名。元代以前，孟连曾一度因瘟疫而衰败，佤族成为澜沧江以西的主要民族。当又一支傣族远道迁徙而来，“寻找”到孟连这个地方时，第一位傣王娶了佤族头人的公主为妻，建立了“以傣族为父，佤族为母”的政权。“以茶为媒”的纳贡文化结合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确立了孟连傣族土司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共融，谱写了民族团结的佳话。

　　天人合一性：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边三县茶祖历史文化中，人们对茶树、茶祖的崇敬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保护。人类爱护自然，自然回报人类，这种爱护、回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万物共生。神秘神圣性：边三县茶祖文化中人们对茶祖的自然崇拜、景仰，及其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形成了对茶树、种茶祖先的崇拜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这种神秘、神圣深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灵魂深处。这有别于世界上其他茶种植区形成的茶艺茶道文化。

　　多元包容性：在边三县中，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与茶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但是形成的茶文化却各不相同，如基诺族吃凉拌茶、佤族饮烧茶、布朗族饮青竹茶、拉枯族饮烤茶、傣族饮竹筒茶等，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理念中，和睦相处，彼此交流、相安无事，因而以茶为媒的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性。

　　时代鲜活性：由古至今边三县地区茶祖文化在自然生态观的庇护中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其文化不是风干的历史，是鲜活的青枝绿叶，在今天边三县地区的山水自然、古茶林中触手可及。就茶的应用而言，随着历史的辗转，经历着从药用、食用、饮用等过程，同时应时代的需要，而演生出各种不同的时代产品。

　　茶树“茶祖”生物科学价值与旅游开发边。三县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是茶树原产地、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祥地的“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产业应用价值、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和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等，可开展茶科学考察、茶文化展览展示、茶文化交流、茶园观光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产品。少数民族“茶祖”精神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普洱民族把茶看做是生命的一部分，形成了茶树、茶林、茶山、茶园、种茶人等精神信仰体系。依托现有的民族村寨、古茶山、现代、将形成就有极强文化吸引力的多元产品。普洱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价值与旅游开发：

　　人类最早发现茶、利用茶的文字记述《神农本草经》中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茶叶因具有消食散寒解毒的功效最初作为药用，这种保健价值直到现在在普洱茶中仍能找到重要的研究证明。普洱各民族也因其茶叶具有治疗疾病的价值，最初当做神药来崇拜。随着时代的变迁，茶叶逐渐经历了作为一种作料来使用、当成贡品来使用，作为商品交换物来使用等过程。普洱茶的保健价值及其发展历程是开展茶养生、茶餐饮、茶俗、茶商业的旅游产品文化载体。普洱茶文化的商业品牌价值与旅游开发：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的“茶祖”文化及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茶文化作为市场推广的品牌代表，具备打造世界性文化品牌的潜力。以茶祖为独特性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及茶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将推动普洱茶文化的推广和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因此以茶及茶祖为媒介的茶休闲商业及茶产业相关项目也将是开发的重要旅游产品。

　　茶被誉为“国饮”，渗透到不同民族、区域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茶俗、茶艺、茶礼、茶道等茶文化。茶祖历史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一部分，构建在传统文化底蕴上的茶文化，与其母体有着本质取向，茶找到中国文化获得了强大的普及与提升空间，中国文化找到了茶，得到了辽阔浩远的开发空间。因而传承、发展、升华茶祖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是在弘扬中华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

　　云南省旅游发展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不断推出结合地方文化的全新形象的旅游目的地，并呈现出逆时针渗透式发展规律，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